据知情同意书披露，项目经费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将对婴儿进行至少18年的健康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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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7日，香港，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开幕，贺建奎未现身其中。图/视觉中国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持续发酵，深圳和美医院称从未参与该项目试验环节，审查书签名疑伪造。参与试验志愿者知情同意书则显示，项目经费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将对婴儿进行至少18年的健康随访。昨晚，新京报记者发现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办公室门外介绍内容摘除，并贴上印有“请勿入内，后果自负”及学校盖章的提示条。
▲11月27日晚间，南科大贺建奎办公室贴上“封条”。新京报记者陈维城摄
基因峰会组委会：不了解贺建奎发言
昨日上午8点30分，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简称国际峰会）在香港大学如期召开，包括研究人员、伦理学界、政策制定者、病患者团体在内的代表参会。
新京报记者在香港大学李兆基演讲厅内峰会现场看到，贺建奎并未出席。同时，会场的嘉宾席名牌中也未出现贺建奎。
前日晚间，国际峰会组委会针对贺建奎与基因编辑双胞胎相关事件发布声明表示，遗传基因编辑临床试验的标准一直是许多研究团体争论和讨论的主题，本次峰会上将探讨人类基因组编辑相关问题。同时，美国国家科学院新闻发言人MollyGalvin回复新京报记者称，贺建奎将按照计划在28日上午，参与“人类胚胎编辑”的相关发言。
深圳和美医院：伦理审查材料疑造假
声明称，经初步调查，网传《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上的签名有伪造嫌疑，且未召开医院伦理委员会会议。医院申请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并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昨晚，新京报记者在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所属办公室发现，办公室门外的介绍内容已摘除，并贴上印有“请勿入内，后果自负”及南方科技大学盖章的提示条。
志愿者知情同意书：经费来自南科大
昨日，新京报记者在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研究室官网发现了参与试验志愿者的知情同意书。据知情同意书披露，项目经费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将对婴儿进行至少18年的健康随访。此外，项目组承担每对夫妇的试验费用28万元。志愿者无故退出项目需要偿还此前项目组提供的所有资金。
试验存在脱靶风险
按照知情同意书，在临床试验中产生的费用由项目组承担，金额为每对夫妇28万元，包括住宿费、误工费、看护费、保险费等。在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后，除非志愿者母亲没有怀孕或流产，又或胎儿被检测出重大疾病，否则志愿者想要退出项目需要偿还此前项目组提供的所有资金。
风险告知方面，知情同意书提到试验存在脱靶的风险。但是项目组会通过全基因测序、PGD基因筛查技术、羊膜穿刺术等手段降低伤害的可能性，项目团队表示不承担超出现有医学科学和技术的风险后果。
同时，不能完全排除人工授精手术期间HIV病毒感染母亲或婴儿的风险，但这并非项目造成，因此团队不会为此负责；参与项目的新生儿如果出现畸形、先天缺陷、患有遗传性疾病，这些属于自然风险，项目团队对此不承担法律责任。
知情同意书写明，项目团队的权利包括：婴儿出生后，项目组或医疗机构应保留脐带血供以后使用。婴儿出生后，需要与项目团队或合作医疗机构进行一系列例行检查。婴儿出生当天的照片将由项目团队保存，项目团队有婴儿的肖像权，可以向公众开放。婴儿的血液样本需向公众披露。如果家长愿意透露她们的肖像和姓名，以他们的愿望为准。只有项目团队才有最终解释权对外公告项目结果，志愿者未经许可无权解释、发布或宣布项目相关信息。
制定18年随访计划
在知情同意书的补充说明中，研究团队为“基因编辑婴儿”制定了一项为期18年的健康随访计划。知情同意书提到，这样做的原因是基因编辑技术存在不确定因素，如脱靶效应、疗效和持久性等。
整个随访计划包含10次检查，分别在孩子出生日、出生后28天、6个月、1岁、3岁、5岁、7岁、10岁、13岁、17.5岁。检查内容包括身高、体重、头围、胸围、肝功能等基本体检项目，此外还会进行智力检测、HIV检测等。当参与项目的孩子年满18周岁时，需要亲自在这份随访计划同意书上签字。
如果试验中发生基因编辑引起的异常，志愿者孩子将在一流医院进一步治疗，所有治疗费用由保险公司和研究小组承担（无金额限制）。孩子出生前后的几个月，如果发生任何意外，即使它与本研究无关，该项目团队也将承担相应的赔偿，但限额5万元。
中科院：愿配合有关部门联合调查
昨晚7时许，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的声明，表示对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诞生一事高度重视，同时坚决反对任何个人、任何单位在理论不确定、技术不完善、风险不可控、伦理法规明确禁止的情况下开展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
声明称，作为负责组织和领导学部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工作的专门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愿意积极配合国家及有关部门和地区开展联合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并呼吁相关调查机构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进展和结果。
美国莱斯大学：启动调查相关学者
据美国媒体11月26道，莱斯大学生物系教授MichaelDeem，也是基因编辑婴儿牵头人贺建奎博士期间的导师，曾在莱斯大学与贺建奎合作疫苗研究，认为基因编辑与疫苗类似，并担任贺建奎两家公司的科学顾问。
对此，莱斯大学发表声明称，莱斯大学此前对该项研究毫不知情，并表示“不管在何处进行，该项目都违反了科学研究的准则，不符合科研界与莱斯大学的伦理道德要求”。莱斯大学已经启动了对MichaelDeem博士与这项研究的关系的调查。
四问“基因编辑婴儿”
“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一石激起千层浪。新京报记者注意到，两天来，科学界、法学界不少人对上述基因编辑婴儿行为提出质疑。有专家认为，基因编辑对人类获益有限，而风险是长远和不可预期的。一些法学界人士也指出，所谓的“基因编辑婴儿”涉嫌违法。
1问：“基因编辑”技术难度如何？
中科院院士：是一项门槛极低的常规化技术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邵峰昨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基因编辑技术操作上并不难，贺建奎的基因编辑手术没有任何创新性。他认为，在现阶段和可预见的将来，应该严格禁止以任何理由在人的生殖细胞和胚胎上做基因编辑并让婴儿出生。
邵峰介绍说，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在过去5年内由美国发端，进而发展起来，“以我们想要的方式编辑基因，实际上是一项门槛极低的常规化技术，可以说任何一个生物学家都可以操作。贺建奎的基因编辑手术并不具有任何创新性。”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没有科学研究可以证明，进行基因编辑的操作是安全的。”邵峰提到，基因编辑技术出现至今不过短短5年时间，而对其安全性的评估则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长期观察试验才能得出。从科学和医学角度来说，基因编辑对病人的风险根本没法估计，很可能有很大风险。
邵峰认为，基因编辑即便对少数个体的疾病治疗有帮助，但人类繁衍和进化有自身的规律，基因编辑对整个人类获益有限，而且被编辑了的基因是会传给后代的，对人类这个物种繁衍带来的风险是长远和不可预期的，“在现阶段和可预见的将来，应该严格禁止以任何理由在人的生殖细胞和胚胎上做基因编辑并让婴儿出生。”
2问：“基因编辑”可否人体试验？
就贺建奎的“基因编辑”项目，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两位共同发明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与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系教授詹妮弗·杜德娜和华人生物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张锋，分别发表声明表示反对。
“现在就在人身上进行试验是不应该的，”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张锋在发表主题发言后，接受新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时表示，基因编辑作为一项新技术，应该进一步通过大量的试验和较长时间的反复论证，在现阶段不应该应用于人。
此前，中国知识界质疑贺建奎相关项目的有利性，认为通过对精液充分洗涤，进行垂直上的阻断完全有希望让后代避免垂直感染HIV，相关技术也比较成熟。为此专门去做基因编辑，并将这种试验性的技术直接运用于人体，在没有确切获益的情况下，要冒很大风险，这是对患者本身利益和后代利益的一种损伤。
对此，张锋并未直接表示赞同，他认为疾病的解决可能会存在更多方案，对于通过基因编辑的方式来帮助婴儿抵抗HIV理论上有效性更高，也相对更安全。
但张锋同时强调，我们在探索其他解决方案的同时，应该通过试验进行更多的研究，反复证明技术的可行性和安全性，然后再进行实施。
对于如何能够证明这对双胞胎婴儿能够天然抵抗艾滋病的问题，张锋称，可以通过从婴儿体内抽血，并将其与HIV病毒结合，观察是否会被HIV感染来判断。
有关中国地区相关政策法规空白的问题，张锋表示，政府应该出台完善的整体架构，并由指定部门负责完善。
3问：“基因编辑”是否违反法律？
法学专家：可能涉嫌严重违法，甚至犯罪行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卫生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解志勇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所谓的“基因编辑婴儿”这一说法本身与科学不符，是对人类的大不敬。
解志勇表示，众所周知，任何严肃的科学研究行为都彰显了人类对于文明和进步的追求，都是以关怀人类持续发展为终极使命。但是，“人类生殖细胞基因（或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并非如此，这种研究并不是公众所理解的基因科学研究，不仅不是严肃的科研行为，而且极有可能对整个人类的繁衍生息、对整个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因此，全球科学界都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就其造成的危害后果而言，“人类生殖细胞基因（或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可能涉嫌严重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
解志勇强调，“人类生殖细胞基因（或胚胎基因）编辑技术”试验是一种疯狂的冒险行为。目前，对于所谓的“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相关事实还未经权威机构调查清楚，参与主体也是扑朔迷离，因此不能以假定为基础去讨论法律责任。但是，这起事件也给我国的立法机构、行政主管部门提了一个醒，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和制度设计，严格禁止在生育中编辑人类基因的行为。
4问：贺建奎是否会在峰会亮相？
峰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尚不清楚贺建奎的行踪
中国医学科学院人文学院院长、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是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她介绍说，26日下午峰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其中有一个部分专门讨论贺建奎基因编辑试验的问题，直到昨晚，“国内外专家意见出奇得一致”，商讨出了一份相关的声明，翟晓梅表示将会在会上公布。
贺建奎在邮件中设置的自动回复是在香港，但对于贺建奎本人的行踪，她并不清楚，“昨天他的房间一直没有人，打电话过去一直没人接，我其实想当面和他核实一些问题”。
其实就在上个月，峰会在美国加州召开了一次预备会，翟晓梅作为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其他委员一起研究参加者的名单，“当时开会确定与会者名单的时候还没有他，因为当时每一个要发言的人我们都仔细审过”。
然而短短一个月内，在最终的这份名单里，翟晓梅看到了贺建奎的名字，“不知道谁把他请过来的”。另有委员会成员猜测在开会前一天曝出消息，可能是事先有安排。
“这件事他对媒体讲，而实际上没有经过同行的期刊发表，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学术不端。他绕过了同行，直接对媒体，这是一种不太好的做法，因为媒体不太懂你的专业，会带来很多不确定的信息，对科学、学术界会造成许多不良的影响”，翟晓梅说。
背景
“基因编辑”60年中国速度超全球
新京报记者盘点有关生命科学领域最近五年的报道发现，“基因编辑”四个字是高频词汇。实际上，“基因编辑”技术，至少在60年前就已出现在科学界。
1987年，多家实验室制备成功疾病模型。这种技术一般被称为基因打靶(genetargeting)。随后经过完善与改进，上述技术在生命科学多个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多名科学家也因此分享2007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基因编辑技术始于外国，但实际上，基因编辑的中国速度远超全球，争议如影随形。
2015年，中山大学教授黄军就完成世界上第一例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引来巨大争议，还入选了《自然》杂志2015年十大影响人物。
日本北海道大学生物伦理学家石井哲表示，黄军就的研究虽规避了道德伦理问题，但依然引起科学界对于其可能带来的伦理后果的担忧。
2016年11月，《自然》杂志报道，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学卢铀教授以及团队已开展全球首例应用CRISPR技术的人体试验；2018年1月，《》报道称，华西医院卢铀教授所做的人体试验并非全球首例。早在2015年，安徽合肥的解放军第105医院已在病人身上使用CRISPR技术开展治疗，合作方是一家名为安徽柯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初创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黄军就获得了胚胎捐赠者的知情同意书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卢铀和解放军第105医院的试验都是在体外进行基因编辑，最后将编辑好的细胞返输回人体内，相对来说比较保守。
而贺建奎的项目，从伦理审批到试验者挑选都备受争议，志愿者招募平台事后称不清楚具体试验情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负责人称感到“被欺骗”。
同时，对于基因编辑技术，美国只允许将其用于实验室科研，英国严禁将基因修饰后的胚胎植入到子宫内培育。但中国法律禁止克隆人，却没有明确禁止基因编辑。对于这一技术的应用，法规上实际存在空白。
一图回顾基因编辑婴儿争议
新京报记者王姝记者杨励刘怡许雯吴靖倪兆中陈沁涵陈维城王文秋编辑张太凌肖隆平校对杨许丽付春愔
